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馬王政爭造成社會人心惶惶。社會上對這件事都是從馬或王的得失來分析，我認為觀察台灣政治社會的發展和前景，不能只看某一個政治人物的成敗利鈍，而是要看政治進展的整體趨勢。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，我認為這個事件未必是不利的。

事實上台灣從解嚴到現在不到三十年，一個社會從威權體制進入自由民主的制度，這麼短的時間而能有現在的成果，已經是世界上絕無僅有，所以台灣現在的民主成就其實值得慶幸。

綜觀所有第三世界國家在改變為民主體制後，不是政變更迭、暴力衝突頻仍，就是社會秩序長期不穩定。而台灣的威權轉型期，除了美麗島事件之外，完全沒有重大的暴力事件發生，這其實也可以稱為「政治奇蹟」了。

自由民主社會和威權統治的邏輯不同，後者的統治者希望教育人民成為順民，才易於統治；前者則需人民具有獨立思考、有能力真正當家作主，才能使之成熟。所以從威權到民主，當人民第一次擁有充分的自由時，最先學會的「自由」概念一定是「合法的自私」，這就是為何解嚴初期的台灣社會，學潮不斷、各種社會抗爭無日無之。那時候的人民，以為爭取自己的利益、對抗公權力就是自由、民主的表徵。

洪仲丘事件明顯看到台灣社會自由民主概念的進步，廿五萬人不是為自己利益走上街頭，而政府也自制地接受人民批判。此時台灣社會已出現真正的「公民」，許多人體會到自由社會的穩定和進步，需要適當數量的公民對公共利益、社會正義付出關注。

在傳統文化人情義理濃厚的社會中，王金平為別人而不是替自己說項，似乎是標準的「好人」，馬總統對這件事情痛擊，會讓人民思考：原來在自由民主社會中，好人不一定是好公民。而馬總統在法律事件的失敗、以及特偵組監聽疑雲中，也可以讓人民思考：總統也不能介入司法個案；以偵防結果作為打擊異己的工具，目的即使是對的，但手法違反程序正義，也不為民主社會所容。

這些都不是儒家文化長期薰陶下的人民，能夠清楚明白的。自由民主體制是西方的產物，東方採用這個制度，文化上出現扞格是必然的，所以孫中山先生才主張在憲政實施之前要先有訓政。而我們現在是用政治事件，學習如何建構一個成熟的自由民主社會。

因此短期來說，這次的政爭對社會的傷害是難免的；但長期而言，這對公民意識的深化和民主政治的鞏固，一定有其益處。如是觀之，塞翁失馬焉知非福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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